林国敏:略论闽东地区的妈祖信仰与航海文化

闽东文化的原始基因，从霞浦县小马村黄瓜山贝丘文化遗址开始就打下了强烈的原住民利用海洋资源的文化烙印；东吴政权在霞浦县古县村设立温麻船屯，并以船屯地点“温麻”立县名，从而开启了闽东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征服海洋的文化新篇章；而具有海洋文化特质的妈祖信仰在闽东境内的落地、生根，则犹如一根长长的璎珞，搭建起闽东海洋文化壮美的主体大厦。

一、海洋文化的原始基因

霞浦县沙江镇小马村黄瓜山贝丘文化遗址于1987年的文物普查中被发现，经1989年、2002年的探坑发掘，确定“黄瓜山贝丘文化”代表了闽东文明的开启。

小马村黄瓜山贝丘文化遗址

黄瓜山贝丘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闽东最早的人类遗址。分上下两个文化层，下层距今约4000年至4200年之间，上层年代距今3500至3000年。经考古发掘，发现有灰坑、灶坑、长方形建筑基址等遗迹。出土遗存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石器以梯形弓背石锛最具特色。陶器的突出特点是泥质橙黄陶大量出现，并普遍施彩绘。

出土遗存物石器、陶器

大量出土的牡蛎、泥蚶壳等贝壳，则充分说明了原始先民的生存物质基础是与海洋生物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夏、商两代，闽东属于古扬州（九州之一）区域；周朝，闽东属于七闽地；春秋以后，闽东属于东夷；战国后期，闽东属于闽越地。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便派军队向福建进军。平定南越后，秦朝在闽越人活动的区域设置了“闽中郡”。虽然闽东地区古时境内山峦起伏，丘陵地带交通阻塞，凸显蛮荒，但从此正式纳入中央版图。

出土的牡蛎、泥蚶壳等贝壳

二、征服海洋的造船基地

汉代，闽东先后属于闽越国的会稽郡冶县管辖、三国时期属吴国建安郡辖区。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以后，东吴政权为了争夺中原，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在东南沿海大力兴建水军基地，温麻船屯就是东吴在江南建立的三大造船基地(浙江的横屿船屯、福建的温麻船屯、广东的番禺船屯)之一。晋・周处《风土记》对温麻船屯的相关记载是:“小曰舟，大曰船。温麻五会者，永宁县(今浙江永嘉地区)出豫林，合五板以为大船，因以‘五会’为名也。”吴国在温麻（今霞浦县古县村）设置船屯，史称“温麻船屯”。

古县温麻船屯遗址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古县村当地群众传说的温麻船屯所处位置的沙丘底下，挖出大量泥炭土，应当是古时造船遗留下的木屑和树皮，在这里大量堆积的碳化物。2002年前后，位处古县洋右侧的洪山东侧山下，方厝城村群众在冲积地挖掘制瓦海泥时，约2米深砂层处见到已经碳化的古代大船锚、绳等物，说明古代这里是泊船的地方。

造船用的废弃树根

2012年初，方厝城村村民在建房挖地基约3米深处见一条壕沟，在沟底部海泥层发现一块锯切约45x35x30cm大小的乌黑木块。2013年初，在古县村西侧(也即葛洪山西侧)屏风山山下，水田1米深底下似海泥层挖出樟木质的围形独木舟，整木全长1106cm、头部直径147cm、尾部直径118cm。中间凹空，凹槽通宽85cm，通深38cm，底部平整。槽内块状灰碳是人工焚烧后逐步挖去木炭，形成凹槽时留下的，是早期人类制造独木舟的主要方法。尾部右侧，明显有人工锯切痕迹。经专家碳化测定，距今已有1940年以上的历史。

制作独木舟树身

2015年3月13日，古县村群众在村边九号鱼塘约三米深处，又挖出大量棕黑、鸟黑色锯末状物体和树叶树皮炭化泥土，并夹杂有经锯切的乌黑木块等物。种种迹象表明，古县村是吴国时期的造船和驳船的地方无疑。

古县村晋代砖

晋太康三年（282年），晋武帝以温麻船屯设行政管辖机构“温麻县”。它是闽东区内最早建立的县一级行政机构，温麻县治所在今霞浦县沙江镇古县村至方厝城一带，辖境包括今宁德地区的大部和政和、连江、罗源等县地，隶属晋安郡。

据史料记载，吴国时期制作的海船高大精美。万震《南洲异物志》记载：“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二三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引庾仲雍《江水记》：“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吴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句骊王宫为单于，其海船回程时载马八十匹犹称为“小船”。在海上的普通大船也要长二十丈，高出水平面二三丈，载六七百人，装万斛。据记载东吴造的战船，最大的上下五层，可载三千名士兵。范文澜《中国通史》记载：“吴以水师立国，有船五千余艘，水军主力在长江，但航海规模也很大。”东吴规模庞大的海军，航路遍及于东海、黄海、渤海、南海之间。

古资料航行海船

温麻船屯不仅是吴国在福建省官方最早设立的造船基地，尤其是“温麻五会”类似流水线作业技术的运用，提高了造船速度和效益，从而为吴国的海上交通运输和海上军事强国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温麻五会”流水作业场景图

据旧志记载，早在唐宋时期，闽东即有渔民出海捕鱼的历史记录。尤其是在宋代，闽东的渔业生产与航海贸易得到发展，促使大批的村民“舍耒耜以从网罟”。

唐（塘）槽船模型

唐代，霞浦县的赤岸村就已是海运港口。宋代，霞浦县的闾峡港与台湾也有船舶往来。北宋熙宁七年至元祐八年（1074—1093年），霞浦县的盐田设有官渡，先后以木帆船载客往返于省际官道的宁德与福州之间。明代以后，盐田官渡改通宁德飞鸾，均两船对开。当时外海海运虽然因厉行“海禁”受到遏制，但内海的沙江等地仍舟通省城，“商货辏集”。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福宁府署设渡馆于盐田，专营霞浦至闽东沿海各县及罗源、福州等地的客货运输。宣统二年（1910年），开辟霞浦县东冲至宁德三都客、货兼运民船航班。民国元年（1911年）后，增开福州至三沙客轮。

闽东沿海出海打渔及运输的帆船

蕉城区漳湾镇岐后天后宫东临三都港，这里的村民原来是以打渔、造船为业，现在生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部份村民已改行从事养殖业或打工行业。岐后村现有近400多户，2300多人口。现存造船业主不足20户，继承传统的制造小型运输渔船。 

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展览馆——岐后村

据岐后村刘氏族谱记载，明洪武年间，刘氏先祖帝美公为避战乱，肩挑妈祖和福德灵相（树神，也称“佛翁”）香火，驾海船从闽南逃难来到宁德漳湾，在此扎根繁衍，也把妈祖信仰和树神信仰带到了这一地区。

岐后村利用水密隔舱技术复制的船模

另据郑氏家族的长者介绍：郑氏家族在湄洲澳便是造船大户，明末从莆田湄洲澳迁到漳湾岐后村时，兄弟便分房分户，自立门户。但仍然从事着造船业，他们所造船只有运输船、渔船、舢板等。至清早期，岐后村的造船业已进一步发展，往来于埠头停靠的船只，许多都出自岐后村造船厂家。这里的造船业也因此闻名于毗邻沿海县，来此订购商、渔船的客户日渐增加，一时埠头成了货物集散地和船只交易中心。

闽东沿海各地的连家船模型

当时的造渔船，先要选定吉日，请造船师傅的领班唱《安船歌》：“船头造起船头镜，船后造起尾后场；当中隔开有五堵，湄洲妈祖坐中厅。”船造成后，还要到设在船坞一旁的妈祖庙里祈求海神保佑行船安全，船主还要赐给师傅红包。每艘船上均奉祀妈祖神像或其神位、香袋等。船上，要在中舱专设龛位，置放妈祖雕像以保出海平安。

岐后天后宫妈祖神龛

据说清乾隆年间，岐后天后宫已建成四廊交井、翘角林立的大宫，内部布局依次为阁楼、戏台、回廊、天井、神厅、神龛等，其宫建筑规模仅次于福山天后宫。当年的岐后天后宫，一年香客不断。其香客大体分为三个群体：首先是客商、渔民；其次是造船户；第三是村里信众。“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水密隔舱技艺”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

岐后天后宫放生池

在山峦起伏陆路交通不便的古代社会，海路运输不仅为闽东人民便捷出行多了一个选项，更重要的是为闽东人民的改善生存环境多了一条通道。它是闽东千余年来之所以能够成为福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军事发展重要一环的因素。

三、点燃心灵的引航明灯

闽东原住乡民自古以来就有龙蛇崇拜、信巫传巫的传统。

在秦汉时期，即有容成子、太姥和霍童真人在福鼎太姥山、宁德霍童山等地修道的传说流播。三国期间，吴国在霞浦县境内的古县村设立船屯，道教随士兵和谪徒传入闽东。南北朝时期，闽东为道教金丹派的重要修炼场所，郑隐、邓伯元、楮伯玉等均隐居于霍童山修炼，葛洪也隐居在霞浦的葛洪山修炼。             

 松山天后宫的新春祈福大典

东晋的衣冠士族与百姓南渡，许多姓氏举族入闽，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以福州为中心地带的经济、文化复苏与发展。唐末，王审知主闽，建闽国。他选贤任能，减省刑法，珍惜费用，减轻徭役，降低税收，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得以快速发展。宋治平二年(1065年)，张伯玉知福州，编户植榕，绿荫满城，使“榕城”福州声名远播。

厚首村的妈祖压轿民俗活动

中原文化，尤其是中原的信仰文化，极大地丰富和促进了闽越地方信仰文化的发展。第一类是道教中仙界形象的传入，如华光大帝、玄天上帝、泰山神、太上老君等；第二类是佛教中神界形象的传入，如释迦牟尼、观世音、如来佛等；第三类是民间信仰由人变神形象的传入，如后稷、福德正神、薛仁贵、田都元帅、平水明王等；第四类是促进了从本土上造神，如临水夫人、马仙娘、妈祖天后、安澜侯王等。

闽东是女神崇拜的典型区域，境内民间俗神陈靖姑被封“顺天圣母”，司职于催生护幼；马仙娘被封“天仙圣母”，司职于农耕；妈祖被封“天后圣母”，司职于海洋。陈靖姑、马仙娘是山地农耕文化的产物，妈祖是海洋文化的产物，她们灵佑的功能是互补的。因此在闽东许多宫庙中，三位女神被同尊一室。唯独妈祖的司职不仅保咸水区的四海安澜，还保淡水区的四境宁靖。妈祖还是淡水区的商业保护神，护佑着学子们的仕途经济。

仙东村的火烧炮杆民俗活动

此外，闽东人民崇拜开疆拓土、保民安民、建功立业的功臣勇士于是后来人们还为路允迪、蒲师文、郑和、姚启圣、李富、宋本、尧俞、施琅等平定台湾有功的英雄人物建庙奉祀，拜为土主和神明，庙宇中的自然神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神所取代。

松山天后宫的四海龙王朝圣母龙舟赛

因此，在福建神像的构建既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也有现实主义的成分。他们寄托了劳动人民祛邪、避灾、祈福的美好愿望，这些由人而神的光辉形象，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福建的神明信仰具有多重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沙江村的妈祖走水民俗活动

南齐年间（479—502年），佛教传入闽东后，从沿海到山区不断传播。唐代的佛教在区内的发展尤为迅速，境内新建寺院28所，中国佛教沩仰宗的创始人霞浦南乡出生的灵祐，当时就是在霞浦建善寺出家的。唐开元九年（721年），司马承祯被玄宗迎入京都，授以道教法箓。当时被称为“道士黄帝”，后即栖身霍童山修道，道教在闽东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宋代是闽东道教又一个发展时期，道教徒继续以道法为主体从事符箓斋醮、祈福禳灾活动。妈祖民间信仰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传入闽东的，据《霞浦县志》记载：松山村天后宫“建自宋朝”。因此闽东人历来就持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信条。尤其是在社会动荡、自然灾害、生老病死、世事无常的多重灾难面前，人们身陷困境、束手无策的时候，就会为求生活的安全感，在构筑的精神世界里，树立起一尊尊强大的精神形象，来加以膜拜，求得心灵慰藉。

竹江后湾天后宫正殿

闽东地区从宋代开始，海上渔业迅速发展，海洋捕捞、滩涂讨海等发展尤为突出。尤其是随着明、清两朝的发展，渔船用于交通运输以及军事行动的作用更加频繁，从而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促进了闽东地区海洋文化的成熟与发达。它的成长首先是建立在海洋资源丰富、自然地理环境突出的基础之上；其次建立在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社会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第三是建立在人们从事社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多重文化元素的重叠、重构和重建，衍生出潜移默化的精神产品。而闽东的妈祖信仰以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俗性和包容性特征，成为闽东海洋文化的主体对象，因此在民众心中的影响深远，根深蒂固，长盛不衰。

妈祖信仰无愧于人们心灵的一盏引航明灯！

来源：爱尚霞浦  作者：林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