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浦摩尼教演绎传奇
霞浦摩尼教演绎传奇
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武林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明教(又称摩尼教)精英折损殆尽，少年英雄张无忌横空出世，以一己之力逼退六门派，遂成明教教主的经典片段，相信“金庸迷”们一定记忆犹新。
而在现实中，明教被证明是确实存在过的，而且就在我们身边。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作为国家最具权威的宗教研究机构，在厦门郑重发布了世界摩尼教在福建的重大发现———霞浦县柏洋乡盖竹上万村摩尼教遗物惊现世间的消息。一个被上万村村民守了一千多年的秘密终于浮出水面。
霞浦小山村暗藏摩尼教遗迹
明教，又称作牟尼教或摩尼教，一个在中国宋元明时期的农民起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教派，他们所演绎的故事，丝毫不逊于小说的精彩。在古代中国，摩尼教发展混合有道教、佛教、白莲教等成分。五代、宋、元农民起义常利用其作为组织的工具。尊张角为教祖，敬摩尼(或译作“牟尼”)为光明之神，并崇拜日月。两宋时流行于淮南、两浙、江东、江西、福建等地，不断组织农民起义。最著名的有北宋年间的方腊起义，利用明教发动民众一年之内打下了北宋的六州五十二县。
上万村，一个霞浦县的偏远山区小村，一直以来，村民们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但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份宁静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长达千年的惊天秘密。而揭开这个秘密，却有些戏剧性。
2008年8月，霞浦县盖竹上万村林瞪公第29代在京裔孙林鋆先生从北京回乡探亲，其父在聊天中向他提及上万村林氏祖先曾经是显赫一时的人物，相传曾是宋代的宰相，家乡至今还留有他生前所用的遗物。在村里“户头”(管理林瞪公遗物及林氏宗谱的人)的首肯下，林鋆第一次看到了先祖林瞪公遗留下来的“圣明净宝”、角端等遗物，他被这些遗物深深震撼，认为它们一定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之后便邀请了霞浦县文物部门来现场鉴定，结果不出所料，这些遗物居然和当年盛极一时的摩尼教(明教)大有干系，一个隐藏在深山中的千年谜团露出了冰山一角。
2009年1月初，林鋆先生专程邀请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亚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宗教学会常委副会长金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副研究员陈进国等，通过照片辨识其祖先传下的摩尼教遗迹的真伪。专家们初步确认，上万村的遗迹应为摩尼教性质，有极大的研究价值。王亚明判定林氏家族所藏角端应是明前器物，北京故宫太和殿内也收藏着一对角端，系属族内有身份者所用，当即建议进行实地考察。同年1月底，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派出金泽、陈进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郑筱筠等一行六人的考察团前往霞浦柏洋乡盖竹上万村，寻找摩尼教史迹。由此拉开了揭示和研究霞浦县摩尼教遗址、遗物的序幕。
经过考察团数月的调查发现，位于上万村的乐山堂始建于北宋，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摩尼教寺院，而在考察中相继发现的明教法器遗物(“五雷号令”、“圣明净宝”、角端)和明代三佛塔，及盐田乡飞路塔上刻着明教“八字教义”的明教楹联石刻，还有木刻摩尼光佛像等文物，无不昭示着明教的存在。随后，明教科仪书的意外出现让考察团的专家们兴奋不已。这本科仪书大有来历，在柏洋乡，手中掌握有科仪书的人只有两个，在当地他们被尊称为“法师”，而科仪书从不轻易示人，只有在祭祖或是重大法事上才会被用到。一本名为《乐山堂神记》的科仪书上写着：“太上本师教主摩尼光佛、电光王佛、夷数如来、净风先意如来……本坛明门都统、雄猛四梵天王、嗪口皎明使……”经专家考证，证实了这本史料的珍贵，科仪书上的文字，不但介绍了明教的历史，还说明了上万村林氏家族祖先林瞪以及乐山堂和明教的关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陈进国博士甚至评价科仪书是“字字值千金”。
霞浦“摩尼教主”演绎传奇
早在《倚天屠龙记》中描写故事发生的300年前，在福建省霞浦县一个偏远的山村里，就已经有明教的重要据点，而且他们也有一个领军人物———林瞪(1003年~1059年)。根据上万村林氏家谱记载，林瞪是一个早于北宋的方腊近百年就加入“明教”的人物，并且他在上万村附近还有一个堂口———乐山堂，座下弟子数十人。林瞪的两个女儿，也像金庸小说中描写的明教圣女小昭一样，终生未嫁，只是她们不叫圣女，而被称为龙凤姑婆，乐山堂附近至今还建有姑婆宫。虽然林瞪没有小说中张无忌那样的“飞檐走壁”、“乾坤大挪移”的身手，但相传他有“缩地成寸”、“呼风唤雨”的大神通。
上万村世世代代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三眼天神降下旱灾，上万村连年大旱，滴雨未降，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寻找生路，适逢林瞪庐山学道归来，见此情景，祭出“五雷号令”、角端等法器与三眼天神大战三百回合，将其击退，并用“五雷号令”施法降下甘霖，救了当地的老百姓。于是，“五雷号令”就成了上万村林氏一族祖传的求雨法器。
而林瞪求雨所使用的“五雷号令”印章也大有讲究。宋代以来，摩尼教与盛行于东南沿海的雷神信仰及相关法术，特别是地方化的“法教”流派，形成了相互融合的文化取向。在宋代，雷法作为一种新兴的道法达到顶峰。专家认为，林瞪传承的“明门”法脉，很可能是这种“文化嵌入”的倡导者，而林瞪在摩尼教徒的阶层中具有较高的品级，其法脉在福建“明教门”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促使摩尼教进一步的“脱夷化”，从而演变为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明教门”。
目前，霞浦上万村林氏宗祠还妥善保存着一些据说是“入明教门”的林瞪生前所用的器具文物，印有“圣明净宝”的青铜印章、印有“五雷号令”的银质印章、青铜角端、铁质“金钟罩”和青铜三足香炉。另外，据霞浦县长春镇吕峡村南山岛的当地人讲述，并经专家实地考察，该岛屿尚存留着林瞪修行的遗迹和传说。
据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专家的考证，上万村现保存的这些明教的神圣器物的年代及南山岛史迹，无疑是较早的。青铜角端至迟是明代以前的器物，如故宫太和殿尚有一对角端，用于焚香，但脚踏蟒蛇的设计，亦显见使用者具有相当高的身份。至于“圣明净宝”印章，显然是“明教门”教主级的领军人物专用的权威印章，用于各类上奏的科仪表文中，盖脱胎于道教“道经师宝”印章。因为“圣明”和“净”等术语亦见于汉文的摩尼教经文当中，符合摩尼教的教义。历年来，林氏家族只有在宗祠祭祖时才使用这些神圣的器物，而宗祠所祭之主神即是林瞪夫妇。
霞浦遗址早于晋江市草庵
目前，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尼教遗址，只有晋江市草庵一处。而霞浦的摩尼教遗物再现，填补了我国无宋代摩尼教实物的空白，表明明教曾经在福建地区有深刻的影响，同时又把摩尼教在福建遗址创建时间往前推了数百年。
2009年3月26日，明教普查组在柏洋乡神洋村民国壬申年(1932年)篡《孙氏家谱》中发现了记载摩尼教(明教)的重要史料，《孙氏家谱》中摘有《孙绵大师来历》，讲述林瞪师承孙绵、陈诚斋、西爽等人事宜，及上万村摩尼教遗址———龙首寺(乐山堂、盖竹堂)简史。按《孙氏族谱》记载，孙绵于宋乾德四年(966年)在上万村创建龙首寺，即后来的乐山堂、盖竹堂，现遗址尚存，宋元明清历代有重修。陈进国认为，因龙首寺创建的时间比晋江草庵要早，霞浦的摩尼教史迹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文物发现。
上万村尚保存着明代正德年间三佛塔的石头构件。构件辉绿岩质地，原塔有三座，位于柏洋至塔后公路边，单层四角造像塔。现余留塔片32块，塔构件分别镌刻11座佛像，塔檐4个、塔刹3块，刻有花纹塔底座等。其中，带有摩尼教特性的石刻像多块。而飞路塔位于盐田畲族乡北洋村公路边上，该塔始建于明代洪武甲寅年(1374年)，四角形花岗岩质地单层造像塔。塔前石楹刻“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字。而福建“清静光明，大力智慧”碑石，尚有二处，皆系元代的石刻。陈进国说，霞浦的明代石楹联，乃系第三处，意义重大，表明从北宋至明代数百年间，“明教门”一直在闽东霞浦一带活动不辍。
陈进国的研究也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教授孟凡人、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等专家的一致认同。经过实地考察，孟凡人表示，霞浦的摩尼教遗迹与文物的发现，是近年来我国宗教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他完全同意此前陈进国对霞浦摩尼教遗址的研究和推断。
摩尼教入闽为“陆路”而非“海路”
霞浦找到的资料，还有力地佐证摩尼教是从“陆路”而非“海路”传入福建的。根据学者的研究，敦煌摩尼教写本《下部赞》大约为大历三年(768年)至会昌二年(842年)在华摩尼教师所译。而考古人员在霞浦调查发现，现上万村释教法师所用的科仪书抄本，竟然早就有《下部赞》之“览赞夷数文”的用词。从而推定，晚唐以来摩尼教在闽传播，并非“海路输入”所致，而是有效地承接中原内陆的摩尼教传统，包括译经。而霞浦摩尼教主要人物林瞪的历史生平也有力地说明了摩尼教是从陆路而非海路传入福建。
陈进国认为，晚唐以来入闽摩尼教的传播路线图，当以福州地区为中心，顺沿着滨海区域，向南北两翼地区传播和扩散，从而形成了环闽浙滨海地区的明教“信仰扇”。一是经莆仙南下进入泉州地区，诸如莆田涵江发现的元代明教十六字石刻，晋江草庵元代的明教十六字石刻等文物史迹；二是经闽东(霞浦)北上进入浙东的路线。
霞浦的摩尼教遗址与文物的发现，被认为是近年来我国宗教考古最重要发现之一，不仅改变了摩尼教传入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对宋代福建宗教的格局有了新的说明。在厦门召开的纪念中国宗教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和专家纷纷表示：“我们原以为福建晋江草庵发现后，摩尼教学术和宗教研究就此停止了。霞浦摩尼教(明教)遗址和大量文献、文物的发现，给世界宗教研究界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使我们看到了希望。”2009年9月29日，福建省考古部门将此列入2009年福建十项重大发现之一。
